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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三亚12月3日电 题:(逐梦者说)三代南繁人只为一粒“种”

中新社记者 王晓斌

资料图:稻田。 邓和平 摄资料图:稻田。 邓和平 摄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休后,吴景锋便自诩为“自由育种者”。从半个世纪前的“南繁”初步发展期开始,他和成千上万的农业科研人员一道,每到秋冬季节奔赴海南,开展育种工作。

南繁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季收获后,冬季拿到中国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一年可繁育2至3代,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种年限,且能鉴定育种材料的抗病性及对湿、光的反应等,提高竞争力。

因为南繁,中国的科研人员实现了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到“秋种万颗粟,春收一粒种”无缝衔接的育种加代。近十年的统计显示,由中国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有1345个出自南繁,占总数的86%;由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育自南繁的占比超过九成。

成果频出的背后,是三代南繁人在“崇尚科学、求实创新”氛围中,马不停蹄、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

“雨水不断,雨停后畦面能挤出水。”今年82岁的吴景锋还记得初到海南的那个秋天,在三亚南红农场,因为田地积水不利于播种,大家都在清凉中愁苦。后来有人开动脑筋,用猪圈里的猪粪解决了问题。“猪粪稀松且温度较高,盖住种子上有温热下有水分,还避开了泥土压顶容易破土出芽。”吴景锋回忆道。

1970年秋,在吴景锋他们悉心照料玉米幼苗之时,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组正在三亚寻找水稻雄性不育系材料。时任南红农场植保技术员冯克珊和袁隆平助手李必湖一起,在农场水沟边找到了野生稻雄性败育株,这株被命名为“野败”的珍贵“野草”,为“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我只是南繁的一颗螺丝钉。”而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冯克珊和蔼谦逊。作为熟悉当地情况的海南籍技术人员,他充当外省南繁人和当地人物风情之间的桥梁,发现“野败”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说起自己近五十年的南繁工作,冯克珊用“本职工作”四个字评价。

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水稻国际研发首席专家谢放鸣是第二代“南繁人”。1982年,他是袁隆平的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全国,在崇尚科学、注重实践的风气下,南繁队伍加入了大批像谢放鸣这样的年轻人。

“一是苦,二是干。”谢放鸣用两个字总结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繁岁月。“袁(隆平)老师等那些老专家都在田里,我当时作为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埋头干。”

谢放鸣后来以“南繁育种人”的身份“走出去”,以第一完成人育成并推广了美国和南美洲第一个商业化杂交水稻组合“XL6”。“在南繁学到的育种科研方法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为我在美国的科研攻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放鸣说。

“袁隆平、吴明珠、谢华安、李登海等等许多来南繁育种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南繁,是我的前辈和榜样。”农学硕士柯用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80后”,1980出生的他在2000年初参加工作,不久国家明确提出在海南建设南繁育制种基地,南繁基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借助落实国家2015-2025南繁规划契机,我们要积极作为,扛起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担当,力争把南繁基地建设成集科研创新、良种培育、成果展示、人才聚集、信息交流于一体的种业创新高地。”作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第三代南繁人柯用春带领团队在致力搭建服务南繁的多个平台,谋划国家南繁重点实验室、筹建种子基金、筹建南繁种业产权交易中心……

柯用春认为,新时代有新机遇,南繁精神下南繁事业必将腾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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